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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说与简帛《五行》可谓若合符节。

天的本质是自然，人的本质是伦理、礼义。管仲且犹不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者乎?[1](P225-226) 《万章下》亦记子思之事云： 天子不召师，而况诸侯乎……缪公亟见于子思，曰：古千乘之国以友士，何如?子思不悦，曰：古之人有言曰：事之云乎?岂曰：友之云乎?子思之不悦也，岂不曰：以位，则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与君友也?以德，则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与我友?千乘之君，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况可召与?[1](P301) 这两章记述了曾子和子思的两则佚事，并对之作了深刻的义理阐释，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观念：天子不召师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。

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荀子所批评的五行实际上不是子思、盂轲的，而是邹衍的[10]。这个以德抗位，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。思仁若是，可谓微乎?孟子恶败而出妻，可谓能自强矣;有子恶卧而焠掌，可谓能自忍矣，未及好也。孟子以孔子为自有生民以来古代圣贤之第一人，故其自述平生所愿，乃在上承尧舜孔子之道。或曰：寇至，盍去诸?子思曰：如伋去，君谁与守?孟子曰：曾子子思同道。

其人施诸人也者，如文王之施诸弘夭、散345宜生也。这表明，在曾、思、孟之间，具有一种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。《尚书?泰誓》中说：今商王受，弗敬上天，降灾下民。

除不违农时外，孟子还劝诫齐宣王实行仁政，说：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禄，关市讥而不征，泽梁无禁，罪人不孥。这一局面达到极致而不知其反，就会有新的明王再次出现予以纠正或者革命。应该说，中庸是上古三代以来明王智慧的结晶，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，则是对其哲学思维的高度赞誉。如《尚书?说命中》中说：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乱民。

在二者的交织中，对孔子的关注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。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。

如梁韦弦教授说：在《易传》所言天道、人道与鬼神之道三者之中，天道居于最高层次，统摄人道与鬼神之道，人道法天道，人道又相天之不足，有时人道又是被伦理化了的天道的本质。正如司马迁所说： 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。既然汤武征伐是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，所以孟子对《尚书?武成》血流漂杵的记载予以否定。近年来出土的《郭店楚墓竹简?性自命出》《大戴礼记?易本命》等新文献证明，孔子不仅谈论天道，而且天道也是孔子儒学的哲学根基。

如当弟子万章向孟子请教至于禹而德衰，不传于贤而传于子问题时，孟子回答说： 昔者舜荐禹于天，十有七年，舜崩。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，曰，吾君之子也。剥其发而建之天□，曰之（蚩）尤之旌。（《韩非子?说疑》）由此可见，在孔子儒家观念 的历史之外，先秦诸子的论述则展现出真实上古史的另一番情形。

如何恢复与重建被僭越礼制、诸侯混战等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，就成为包括儒家在内所有先秦诸子所亟需解决的共同的时代课题。因此，孟子认为，周武王伐纣并非弑君，而是诛一夫（《孟子?梁惠王下》）。

在荀子看来，明王治国以制礼为开端，又以防乱为最终目标。孔子儒家之所以重视明王，是因为他们谨礼着义，型仁讲让，为后世树立了楷模。

益之相禹也，历年少，施泽于民未久。如胡适先生评价说：孔子生在这个‘邪说暴行的时代，要想变无道为有道，却从何处下手呢？……如今要改良社会国家，不是‘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工夫所能办到的，必须从根本上下手。孟子以此来强谈战争，与孔子避而不谈相似，都是用不同的方式遏制诸侯、士大夫的战争欲望，最终达到息战的目的。帝尧五十八年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。如当卫灵公问阵时，孔子回答说：俎豆之事，则尝闻之矣。因此，除强调中庸之德外，权变亦是孔子儒家另一重要观念，二者共同构筑了儒家的时中观念。

《尚书?周官》中有：明王立政，不惟其官，惟其人。惟宫室、台榭、陂池、侈服，以残害于尔万姓。

孔子儒家选材坚持其特定标准，从此种意义上讲，儒家并非纯粹的历史学家。天下有不顺者，黄帝从而征之，似乎也表明他是继神农氏后，成为诸侯联盟的盟主与首领。

据《孔子家语?礼运》记载，大道既隐时，就会出现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则为己，力则为人，大人世及以为常，城郭沟池以为固的局面。这种惊奇是由孔子所确立或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，仍为当前社会的立足点。

（《庄子?天运》）又如荀子说：诸侯有老，天子无老。孔子不仅与老子、接舆、长沮等隐士避世态度不同，而且与兵、墨、法等诸子迎合诸侯战争的需要亦有别。除商纣王的因素外，姬周对殷商的征伐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？其实，在其它文献中还有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的记载。韩非子则对禅让说提出全面的评判，说：舜逼尧，禹逼舜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此四王者，人臣弑其君者也，而天下誉之。

当然，根据构建学说、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，人们在为其学说寻求论据时，通常会丢掉部分真实的历史，同时也在创造一些观念的历史。然而，文王时期周族的大发展再次引起商纣王的恐慌，所以他将西伯囚于羑里，甚至杀害西伯姬昌的质子伯邑考。

尤其是被孔子誉为古之遗直的叔向，所论明王之制，应对孔子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。又如《逸周书》三训中包含着大量与明王有关的言论，如明王敬微而顺分（《度训》）、牧万民之道（《命训》）、生政以正（《常训》）等，都与孔子学说有内在的一致性。

他继承孔子制养生送死之节的为政理念，将养生送死无憾作为王道之始。此外，孔子弟子子贡曾质疑史书记载的真实性，说：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

换句话说，早期儒家欲以上古圣王为楷模，促使诸侯列强由热衷战争转向静心修德，促使社会秩序得以恢复。《孟子?梁惠王上》中说：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。（《中庸》）可见，孔子尊崇圣王，是欲从中获得治世智慧，这与老子向往的小国寡民社会状态有着本质的区别。以此标准衡量春秋之世，‘至不仁有不少，‘至仁则未见。

如李存山先生说：《竹书纪年》记此事为‘益干启位。此外，孔子还将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作为评判为政君子的重要标准，如他慨叹说：修己以安百姓，尧、舜其犹病诸。

这无疑是对孔子儒学严重的误解，此种习焉不察的定论，则是由对孔子相关的论述视而不见造成的。当然，在荀子看来，明王之道并非高深莫测，而是蕴含在日常生活之中，如荀子曾说：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

从孔子儒家与明王之道的关系来看，他们提供给世人得天下的主要有两种途径：一种途径是禅让，即尧、舜、禹等圣王求中而得中的和平方式。如杨春梅教授说：汤武征伐纵使有其正义的一面，也不可能只是‘厥角‘稽首、载歌载舞的场面，而没有战争拼杀和流血。